而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又是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要求。
在经济地位、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结构上，建造一个高水平的新城，形成新的人口聚集效应，释放北京压力。同时，为河北注入全新的高端产业，驱动河北省的发展，撑起京津冀的腹地，是非常之必要的。
打开地图，大家会发现，雄安新区正好位于京津冀三地的地理中心，北京-天津-雄安之间，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其实，这就是历史上的京津保三角。在清朝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保定是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是经济发达的北方商品集散地、开埠通商港口，从而构成了双中心乃至三中心格局。
从明代中叶开始，打通了从保定至天津的内河航道，“舟楫遄行、商贾云集”，历数百年不衰。尤其1860年后，天津开埠通商，更是繁荣一时。
可见，未来京津冀地区将再现这种北京－天津－保定（雄安）的三角关系。
如何理解“千年大计”？
另外，非常罕见的“千年大计”的气度超越了“百年大计”，也引发人们的瞩目热议。
有人这般解读，938年辽太宗将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定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为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陪都中最大，距今恰好是千年历史。
如果从1153年4月21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半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算起，定都史是864年。并由此这般推论，“新千年迁都成为可能”云云。
笔者觉得，这般抠年份算日子，未免有些太掉书袋了一点，应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迁。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国家的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拓展，都源自这片肥沃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但随着资源的破坏、战乱的屠戮，北方每经一次动荡，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
从魏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开始，尤其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经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辽夏侵扰300多年相峙和反复，直到北宋灭亡，终于完成了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的历史进程(但桑蚕丝织业的南移直到明中后期才完成)。
北方历史上的衰落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毁灭
以1127年宋室南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式迁移至东南地区。也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完成了开发阶段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是中国地理格局最大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由元及明至清，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由缓慢而变为衰退，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由相对落后转为绝对落后。
江南成为富饶、繁荣、发达的代名词。现今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
但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考虑，行政首都必须要设在经济上衰落、军事上受威胁的北方，才能在地理结构上支撑起国家的半片河山，即所谓“天子守国门”。
（一个可堪类比的最近例子，就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从南部阿拉木图迁移至北部半沙漠草原的阿斯塔纳）
而到了现代乃至当代，地理条件更好的南方沿海地带发展速度更是快于北方。
像深圳和浦东开发，就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展，现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准发达地区。
北方原本就缺乏原生的现代产业。根本的经济发动机是中央政府自身。从国家总体区域看，解决南北均衡问题，是优化区域发展的需要。
而其中的重要抓手，就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需要京津冀的整体发展，带动北方腹地经济，连接南北经济版图，均衡全国布局。
从在现代条件下稳定和发展地处北方的首都圈这个角度，可能更好的理解“千年大计”的视野。
说完了宏观角度，下篇将转入具体而微的操作视野，谈一谈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交通联络、功能定位和未来预估吧。